周冰倩

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这些档案更是经受了无数的风险困难而保留下来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（二）人格的商业化及财产价值20世纪以来，举世各国的社会、经济发生重大变迁，科技进步、传播及娱乐事业的发展，以及企业的竞争，造就了娱乐、戏剧、运动、政治等领域的名人（ce-lebrities)，享有一定的名气或声望。简要说明，见产权的性质，得为让与。

德国联邦法院亦陆续作出判决，[65]作进一步的补充，使其益臻完善。宪法上基本权利对人之尊严设有全面性保障，在时间上并未设限于人的生存期间。本项所称亲属指尚生存的配偶、被绘像者的子女。Schulz/ Jurgens,Das Recht am eigene Bilde-Eine fallo-rientierte Einfiihrung in Struk-tur und aktuelle Problem des Bildnisschtzes, JuS 1999,664 if. ,770 if. [49]例如，Entwurf eines Gesetzes betreffend die Darste-Hung lebender oder verstobenerPerosonen in Spielfilmen, in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,2. Wahlperiode 1953,Anla-gen zu den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en Band 35, Nr. 1497 der Drucksachen; Entwurf eines Gesetz-es zur Neuor-dnung des zjvilrechtlichen Personlichkeits-und Ehrenschutzes,in Verhandlungn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,3. Wahlperiode 1959,Analgen zu den stenographischen Beriebten Band63 , Nr. 1237 der Drucksachen。德国联邦法院采取第二种途径，以《基本法》第1条、第2条为依据，创设一般人格权（allgemeines Personlichkeitsrecht )，认系德国《民法》第823条第1项所称的其他权利，而受侵权行为法的保护。

在我国台湾地区，司法院解释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与尊重人格自由发展，乃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核心价值[69]。其次，请求侵害人因侵害行为所得之利益。[13]而法律要准确适用，离不开司法公正。

法谚云：法是公平正义之术。三是法律应当保持内在的一致性，立法者应当不断通过修改、补充等方法来使法律符合社会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，完善行政诉讼、复议等制度，逐步扩大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和强度。而人治则容易朝令夕改，命令的颁布和废止、更替甚至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情绪变化，因此，人治之下的规则不具有长远的可预期性。

[37]Richard Wilkinson, Kate Pickett. The Spirit Level: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. New York: Bloomsbury Press, 2009.[38]Brian Z. Tamanaha. On the Rule of Law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4.[39][41][42]参见戴耀廷：《香港的宪政之路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0。在此基础上，笔者认为，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法律至上。

当然，良法的理解和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问题，它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：一是制定完备，即法律应当是类别齐全、规范系统、大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，且各项制度相互之间保持大体协调的制度体系[7]（P25）。在我国当前，权力作为社会中枢的特征在社会经济领域也在发生变化，这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权力、部门性权力的强化与国家权力的相对弱化，因而完全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现深度控制已越来越困难。一旦发生纠纷，人们能够依循法定的程序去寻求救济、有序地解决纠纷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易的总和，而物权法、知识产权法等确定了明晰的产权，为交易确立了前提。

[29]蔡定剑：《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，1996(5)。此项任务可以具体分解为：公权力的分配和监督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，进一步完善宪法的监督和实施制度、预决算公开和监督制度、选举制度等。尽管法律也可能存在缺陷，执法者也可能会有不公，但在法治社会中，正义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的，司法程序是人人可及的。从立法方面来看，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道路，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。

人权一般指人在社会、国家中的地位。[34]还应当指出，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，如果离开了一定的程序来解决纠纷，对实体问题的判断就有可能出现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现象，造成同一问题不同处理的结果，反而无法保证实体正义，甚至引发新的纠纷。

另一方面，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法治国目标并不冲突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，维护其参与国家政治和制定法律的权利，并在得到全体公民认可的法律下依法治理国家，规范国家公权力，保障人民利益，这和法治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。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，解决好各种利益冲突，只能借助法治的力量。

这是因为，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成果，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共性的规律和路径，不同法律传统的法治仍然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原则。在转型社会中，必然存在两种体制的特征。各种矛盾和纠纷具有类型多样性、易扩散性、易激化性等特点。法治一词在其他西方国家的表达中有所不同，如德国、法国均表述为法治国（德语Rechtsstaat。（五）法治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保障在古代社会，法家就提出了奉法者强则国强、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观点。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，要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，所谓两手，即一手抓建设，一手抓法制。

离开民主搞法治，也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。[5]亚里士多德：《政治学》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65。

社会治理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，并将之写入宪法，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。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：一是法治构建了交易正常进行的法律基础。

对此，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实现国富民强、社会和谐。根据立法机关、司法机关、各个执法主体、普法教育等，分别按照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，并由此建立一整套评价指标体系。

30多年经济的高度发展，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、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。中国的法治道路应当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，不能也不应全面照搬西方。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，可以有协商、调解、仲裁和裁判等多种方式，其中的每一种解决方式都应当被纳入法治的轨道。为何法治替代人治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考察法治相对于人治的社会治理功能，进而加深对法治的理解。

因此，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，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。当然，法治绝不意味着以法律来治理一切。

财产和人身如果得不到保障，老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，更无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，也就谈不上民生。还应指出的是，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，法治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，或者称为薄维度的（thin）和厚维度的（thick）之分，前者体现了富勒所说的法律的一般性、公开性、预见性、明确性、一致性、可适用性、稳定性和强制性[20]（P3），后者则强调法律的价值和实体性正义，尤其是强调与政治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。

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正义，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社会立法，完善有关医疗卫生、养老保险、社会救助、义务教育等方面的立法。正因为法治有异于人治的上述特性，所以法治成为适合现代社会特点的基本治理模式。

[19]（P15）在法治社会，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须由法律来规定，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，公权力的内容、行使等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。[32]陈瑞华：《程序正义理论》，北京，中国法制出版社，2010。二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。[21]（P2-6）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当。

[44]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因此，法治建设的推进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，有序稳步推进。健全的控权制度以及保护私权的机制，可以有效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从而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。

法语Etat de droit），但意蕴大致相当。可见，制定这一战略规划是完全可行的。

实践中存在的仇官现象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行政权的不当行使、官场腐败、官商勾结、执法不文明、漠视人民群众诉求、信息不公开等原因造成的。民主是依法治国必备的政治基础，没有民主，就不可能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，法律在实践中就难以甚至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。